央广网北京6月6日消息(总台央广记者管昕)据《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》显示,2020年,各大网络视频平台共上新国产动画片114部,较2019年增加10部。在数量增长的同时,动画片质量的高低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更为直接。

 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《动画领域侵害未成年人成长安全消费调查报告》(简称《报告》),《报告》从21部流行动画中梳理出1465处问题,集中于粗俗用语、暴力镜头、危险行为等方面。八成接受调查的家长支持严格把控放映尺度。该如何把住质量关,给孩子们提供更优质的动画片?

  动画分级制度是指针对动画作品的不同受众,按年龄段加以区分分级,并对不同级别的动画作品,规定相应的播出范围、播出时段和收看受众的制度。目前,动画已不再是孩子们的“专利”,而是越来越向全年龄段发展。

  江苏省消保委近期发布《动画领域侵害未成年人成长安全消费调查报告》。《报告》中提到,经统计,21部动画片共梳理出1465个问题点。:“一些动画中暴力犯罪元素时常涉及,儿童会有一些危险的模仿行为。有些动画存在一些阴暗的黑化元素,动画的剧情也偏向成人化,强行植入广告的行为也逐渐泛滥。”

 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,动画片中的一些不当内容很容易被孩子接触到,但孩子对这些内容无法作出恰当的分辨。早在2013年,江苏就有小朋友模仿动画片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中烤羊肉串的剧情,做“绑架烤羊”游戏,导致同伴大面积烧伤。

  居上表示,首先,学校和家庭对于儿童观看动画片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。她说:“开放的网络平台,还有家长目前这种‘甩手’的放手教育,它实际上就是把看动画片的选择权利基本上放任给孩子的,这也会造成儿童对于一些不良动画片接触的可能性。”

  居上告诉中国之声,部分动画片的制造商和播出商,将动画视为产品,而非作品,重营销而轻创作,将收视率作为一个重要指标,也是不良内容侵害未成年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“目前动画片存在一种泛成人化的现象,有一些是只适合成人看的动画作品,但是我们的未成年人都能够轻易在网络或电视上看到,所以我们认为当下动画分级制度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必要。”

  动画片导演陈志宏曾导演过3D版《大闹天宫》、《新愚公移山》等动画片。他说,江苏消保委调查报告中反映出的问题,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。如果我国动画片可以开始逐渐实行分级制度,无论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,还是对动画创作者而言,都是一件双赢的事情。

  “从观众和家长的角度来说,因为小朋友看到的都是无差别的动画片,家长也没有精力,甚至没有能力去甄别到底这个动画片适不适合小孩。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,我们有的时候也觉得挺委屈,因为现在动画片在创作的时候,针对的年龄段非常精准,比如我们现在做一个学龄前儿童看的片子,高中生或者初中生就会在网上骂,这片子太幼稚、太说教,实际上我们觉得挺委屈。”陈志宏说。

  陈志宏认为,动画片分级制度,将会丰富我国动画从业者的创作,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看到不同题材、不同类型的片子。但在实际操作中,这件事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。他说:“更加科学地去研究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能接受到什么样的程度,但实际上,我们又缺少一个标准,到底哪个年龄段的人,他能接受到什么样的内容?这不但需要影视工作者、少儿工作者,甚至需要儿童心理工作者参与进来,制定一整套方案。”

 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教授李丹林也表示,移动互联时代,对动画片实施分级制度,确实有其必要性,但实施起来,在现实层面面临社会观念、制度建设等多重难题。

  李丹林说:“移动互联时代,甚至小朋友自己也可以人手有一个接收终端的情况下,即使有了分级制,如何确保分级制能够很好地被运用,确保小朋友不看到他不应该看到的东西,这又是一个新的挑战。涉及具体的镜头、用词、画面的构成,要判断它到底适合哪个年龄段,这确实比较复杂,工作的成熟度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应可以推行的状态。”

 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副部长、博士生导师王四新教授认为,对互联网平台而言,还存在技术和成本投入的现实考量。“在平台无差别呈现给用户这个产品的时候,也有一个怎样通过技术手段精准识别未成年人用户的问题。还有一个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用户的问题,要是平台去投,不管是技术方面,还是人力方面,投入都比较大,要考虑怎么解决成本平摊的问题。”

  王四新认为,,国内53家主要网络直播和视频平台上线的“青少年模式”,就是探索动画分级制度的一次有利契机。他说:“通过青少年模式来实现对于这些不良动画内容的甄别,实现对不同用户的分类保护。虽然也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,但把平台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归纳出来,让它变成一个有实施冲动、有实施必要的这些规则,非常有必要。”

  王四新建议,通过完善青少年模式,给动画片分级制度的实施提供更多的技术基础和制度参考。“打通平台和平台之间青少年模式的这种孤岛状态。青少年模式,怎样把它变成一个带有强制性的制度,它的产出和付出不成比例,这些平台就不会去认真落实措施,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,让他们把青少年模式变成一种主动去实施的机制。”